本书从社会学角度立论，通过大量日常现象的分析，论述了人们社会行动后果评估中的代价问题。立意新颖，主题鲜明，问题意识明确。书中理论铨释和经验分析结合得紧密，许多见解发人深省，一反时下社会学著述中只有现象描述不见观点的流弊。评估社会行动的代价，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价值进行综合思考，权衡得失利弊，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其中客观因素可谓纷繁复杂，主观因素也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因而对某些方案的看法也会见仁见智。作者敢于面对现实生活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从社会多维视角直抒胸臆，这种学风值得提倡。

本书是关于艺术和认得诸多领域的一流读物，编选得当。每章前的短小评论有助于读者理解达·芬奇的颇为深奥的观点。书中有对他对自然和科学的思索，对绘画理论的研究，还有他对文学创作和生命的感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著作。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书中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进退于沧桑。群落交织，浑然磅礴。文笙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辗转历练，且行且进，最终尘埃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故事的日常精微与家族兴颓里，藏着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

它以1910年英王爱德华的葬礼为引子，叙述了德皇威廉的野心，以及和英法等国的矛盾。接着分“计划”、“爆发”和“激战”三部分，生动地展开了对这场大战的描画。由于作者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英、法、俄、比等国的历史、民族性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又有较深刻的了解，在写作时又参考了大量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献和著作，并实地访问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因而文笔生动，所述事件、人物栩栩如生，对事实的分析、人物的刻划和评价也较客观。据作者自述，“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舆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作者运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在叙述分析初期战役交战双方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德军的残暴，人心的向背等等时，必然引申出这些情况对战争的进程所起的深远影响，预示了大战的结局。因而本书虽非一部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它通过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及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互为因果，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概貌，使人读后并无片断、孤立的感觉。

本书栩栩如生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描写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中东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奥斯曼帝国得到德国金钱、武器和军事顾问的支持，向英法俄军队开战。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美索不达米亚和加沙，给协约国以决定性的打击，然而战局逆转。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相继陷落。战后胜利者瓜分奥斯曼帝国，种下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永无止境的冲突根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意图是给阿拉伯人有限的枪支弹药，使其牵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时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劳伦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采取行动的，但做法上非常讲究策略。他换上阿拉伯人的服装，尽量在生活上接近阿拉伯人，由于突击队屡建战功，威震中东，劳伦斯因此被誉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书中描写了劳伦斯以气魄发动的长途奔袭亚喀巴、大马士革土耳其守军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与阿拉伯枭雄费萨尔王子的友谊等诸多历史细节，突出剖析劳伦斯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内心对于英帝国中东政策的反抗与挣扎。为了突出劳伦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壮举，作者还以并行线索叙述两位杰出的美国与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对劳伦斯的衬托。 总之，这是一部出色的传记，传主充满魅力，传记本身也文笔优美流畅，情节曲折，而不失真，它是了解一战东线史、英帝国外交政策、中东现代史的钥匙。

本书是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本书是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尽管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学界有很多学者都希冀传统的“天下观”能够规避和克服民族国家本身的内在困境，当今世界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从而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逻辑和框架。但是人类当下生活着的世界确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并按照民族国家的内在逻辑和规则运行着的国际世界，于此同时，中国的近代史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一个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鸦片战争后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激荡，1949年中国人走进了民族国家的场域，而当下的中国人已经并将长期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场域之中。尽管全球化的浪潮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荡涤效果，但是短时间内仍没有办法挣脱出“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我们大有研究和理清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起源、内在本质以及未来前景的必要性，波奇的《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就是一本思考上述问题的、很有裨益的书。 一、国家的本质和起源 关于“国家是什么”以及“国家的本质”的问题，尽管不同的学者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国家与权力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强调说：他这里所说的“国家”是一种与之前人类的社会形态不一样的组织，特指“近代国家”，马基雅维利首度使用了这个字眼之后，它便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分不开了。一旦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制度化、系统化到了自成一个体系的时候，近代国家才告出现。 这里韦伯提到马基雅维利之后，国家的内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应该是从“道德从政治领域的退场”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这是一个关乎“政治与道德”的大问题和重要问题，波奇在书本第16页“政治行为与道德”中，有过简短阐释：现代政治理论指出政治领域的逻辑和实践不同于道德的逻辑和实践（p16），这个重大问题在此先存而不论。 安东尼•吉登斯对国家的本质的理解，也是从权力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凡是国家都是权力的金字塔。” 国家在本质上垄断和集中了公共权力，权力的覆盖范围和集散状况是国家分类的基准，民族国家具有权力集束器的性质。波奇亦不例外，“国家是政治权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他仿照博比欧把权力三分为“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方式，以“规范性权力”代替“意识形态权力”，而本书关注的概念“国家”主要是政治权力领域的现象，是政治权力制度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三个方面1、政治权力的非个人化；2政治权力的形式化：主要通过法律的手段；3政治权力被整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民族国家和观念的认同。（p18和p33） 政治权力最大的特征就是对暴力手段的控制，而有学者认为“国家就是合法的垄断和使用暴力的组织。”波奇也把政治人物的原型与强盗和武士联系起来，并认为不如此这般的话，很难去构想政治权力的重要的、具体的体现形式，政治权力无论多么地间接，都必然与暴力和强制相关联，“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文明外表下，最终的控制形式还是暴力（彼得•伯杰语）。” 政治权力的暴力特征使得它与其他权力相比，具有至高性和终极性（绝对性和无限性）的特点。暴力对内表现为命令和强制，控制人口和维持秩序；对外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波奇念念不忘“战争”对于民族国家的起源所起到的作用，认为是这些暴力使得原本的封建制社会最终催生并发展成为日益强大和复杂的国家机器，因为，为了维持战争国家不得不征收新的赋税，而为了更好地敛财和扩充财政，有为君主日益将国家集中在自己手中，形成了“绝对主义国家”。这与查尔斯•蒂利的观点几近相同：民族国家是在资本的不断积聚、强制的不断集中和战争或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绝对主义国家时期的特征除了君主中央集权之外，还有行政官僚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完善。与此同时，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在集中和扩大权力的进程中，同时不得不进行着权力的分散化”。因为每一次征集军事资源时，统治者（君主）不得不征求等级会议的同意与合作，不得不接受法律和公共舆论的限制，主要指代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第四章探究完国家的起源后，波奇把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为其第二编的内容做铺垫：早期阶段中国家的活动范围并没有随着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到来而实质性地中断，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仍在不断地增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国家的活动主要为了推动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私有财产、契约和市场的自由化；第三个阶段随着普选权的实行，国家的活动范围得以扩张，在不压制市场力量和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前提下，更多地维护了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的利益；大概是在讲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起。而在这两个中间波奇各用一章对近代国家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评价，以及用进化论、马克思主义、韦伯等三种解释方式对近代国家进行价值中立上的描述。 二、国家的前景 作者在第二编的开头就把研究重点和内容抛了出来：分析20世纪工业社会中国家的结构以及国家的活动方式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国家机构的规模和数量在不断扩张，原因包括国家活动的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p113）国家的活动范围在扩张，行政机构在膨胀，社会也日益受到了政治的管制，但是同时又在变得非政治化，这是波奇认为很吊诡的事情，他在第八章处理了这个问题。 波奇主要是从区分政策与政治进行剖析的。他认为官僚政治不同于原初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近代官僚制国家在政府中区分了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化的或行政的领域，这些领域有别于政治领域。”（p134）波奇在后来的行文中十分重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公共领域是呈现政治的意义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专家治国、安全部门的国中之国等原因使得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成为“看不见的政府”，公共领域（政治）也就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波奇认为苏联式国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公共领域的不可能，苏联式国家内部不存在政治，这与列宁主义政党取消私人资本和市场直接相关。波奇并从国家结构、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国家活动的方式三个方面对苏联式国家进行的分析，其中不乏很多真知灼见。 由此可以看出，波奇是一位极富古典主义情怀的思想家，认为现代国家的前景是必须重建公共领域，这与阿伦特等人有着共同的思想旨趣，只是阿伦特更倾向哲思层面，而波奇更关注制度方面。波奇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指公民进行某种商讨活动的地方，在这里，关于公共问题的各种信息能得到交流和传递，人们从普遍的道德偏好和意识观念的角度对公共问题的政策措施进行评价，并形成某种舆论；各种舆论团体又能够通过选举等方式将各自的要求、意见输入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p138）波奇已经发现了公共领域消失的几个较为深层次的原因：媒体（电视报纸等）的发展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和观点的性质、质量和数量；公共关注的私人化倾向：娱乐和物质消遣。 但是，在最后的结论中，波奇认为除了多元主义的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替代之外（p146），他把视线聚焦到了原本早已被他宣判了死刑的大众媒体——电视——的身上。波奇认为尽管在他所了解的几个国家中，电视还没有充分发挥它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推动一种自由主义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或复兴），但是电视，仍是一种相对具体和具有可行性的途径，他认为“具有高度合法性和可行性的的国家政策，可以将电视变成一种使公民获得自主意识、参与观念和进行利益表达的工具。”（p196） 波奇写这本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电视已经取代广播成为元媒体，电脑还不能撼动电视在信息和观点传播中的“神话地位”，不知道现在的波奇在电脑和电视之间，更愿意选择哪一个作为呈现公共领域意义的空间。与波奇相对乐观的态度不同，笔者更愿意相信，无论是电视还是电脑在复兴公共领域方面都是力不从心的，这是由它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是一种以现时为中心的，没有办法表达过去的时态，电视割裂了时间和信息，使得观众无论从哪里切近都不会产生看不懂的困惑。之前还是严肃的政治论题：战争、暴力、选举等等，瞬间就会被其他娱乐信息所替代，尤其是那些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充斥着眼花缭乱的图像和混淆视听的音乐，表达的是购买的欲望而不是理性分析。许多学者都认同新闻媒体（电视）等从本质上就是非政治的。如此种种都决定了电视不能像古希腊的广场、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沙龙那般，成为理性言说和行动的空间，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在电视媒介中不可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