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著，中心内容为论证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但书中也指出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弊端及其危险性。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 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本书对研究政治制度仍有参考价值。

卡尔·波普尔，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在各国哲学界、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受到广泛注意，并引起热烈讨论。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作者的重要论著之一。全书围绕着知识通过猜想与反驳、不断清除错误而增长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广泛涉猎知识论、科学论、真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等领域，包含着许多值得探讨的见解。

美国人崇尚自由，但美国人对待开会却是严肃认真的，美国人是会少规矩多。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一本厚厚的开会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 Rules of 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部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于1876年出版，几经修改后于2000年出了第十版。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有关辩论的规则，还有非常重要的、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有一些细节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一个人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他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他的发言时间以及是什么时候。其次，当他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时，要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能向意见不同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本书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了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又异想天开地试图招募他们当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他们的抗争、坚守、脆弱和勇气，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从而使得这本书更为丰富、复杂，具有血肉。

本书写作的起因可以归到十年之前，当时我是英国谢菲尔德城市理工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当代欧洲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专业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对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大众传播等各个领域正在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广阔的背景基础上，我开始对语言、特别是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当我在卡本代尔的南依利诺依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受到了鼓励，尽管当时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在那里，在诸如斯坦·迪兹（Stan Deetz）、理查德·兰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汤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各自或许会把自己称为“诠释论”、“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等学者的指导下，我把四年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现象学各种理论的攻读上，试图对语言和意义、体验、现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看法，在此期间我收获颇多。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使我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特征以及有可能受到压抑的特征，而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则使我高度意识到与传播研究相连的哲学传统理论。我想，确实可以这样说，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结合。因此，尽管本书从表面看来是关于组织传播的理论的，我更愿把它看做是对传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政治的角度对此关系进行审视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的一篇论文。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很晚才转到组织研究这一方面来的事实即是一个证明。因此或许我可以说，研究重点向组织文化的转移给了我一个对传播-统治关系进行审视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以个人主义出发， 强调维护人的自主，提出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该作品对于对当前中国改革的理解深具意义。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