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中亚邻国已经建立起了密切关系，最初仅限于经济联系，但后来逐渐拓展到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能源、贵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从该地区流入中国。投资的流动方向则恰恰相反：中国铺设管道，架设电网，修建交通网络，将其西北省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与中亚连接起来。从新疆流出的廉价消费品充斥着中亚市场。中国向该地区的精英阶层和各国政府提供了的慷慨资金援助，在俄罗斯过于强势之际中国向他们给予谨慎的外交支持，而在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质疑该地区的长期稳定时，中国向他们作出的团结一致的温情表示。中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迅速增长。它已经成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并在未来几年内很可能超过美国和俄罗斯，成为该地区实力卓越的外部力量。

有关伊朗进行核研发的动机本来就疑云重重，2009年，库姆附近的秘密核设施遭曝光，此后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批评更是此起彼伏。西方国家正准备通过联合国争取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此举若要获得成功，关键和最大的困难是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默许。中国对进一步加强制裁持抵制态度，并坚称打开僵局必须首先而且主要依靠外交。中方强调只要伊朗遵守《防止核扩散条约》中的规定，不将核技术应用于军事目的，国际社会就没有理由强迫伊朗放弃条约所赋予缔约国的权利——包括发展铀浓缩技术。

每当全球聚焦缅甸，各方总会将希冀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展影响力，促使其进行改革。然而，仅仅呼吁北京施压并不能带来变革。尽管缅甸对于中国来说代表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然而国际社会高估了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缅甸军政府的领导人奉行本国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政策，并不听令于包括北京在内的任何国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策目标上存在分歧，缅甸还在不断挑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竞争关系。国际社会和以往一样，将所有希望都寄予中国，期望中国作为领头羊解决缅甸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全局性政策。过去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缅甸采取的种种政策相继失败，因此，西方国家和中国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共同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广泛问题。

过去20年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进展必将造福国际社会。中国政府有能力增加对维和行动的贡献，国际社会亦应鼓励它往这一方向发展。1971年恢复联合国安理会（UNSC）席位以来，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态度经历了巨大转变：起初，中国对维和行动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而现在，中国2000多名维和人员正在全球范围内10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大作用。中国有意支持、参与维和行动，并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平衡传统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在地区冲突与维和行动日益复杂化的今天，这一务实的政策为中国提供维和行动急需的人员和政治支持铺平了道路。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亦有助于其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

中日之间的敌意正逐渐强化，成为似乎越来越难以用外交手段化解的对抗。双方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政治上可行的缩小隔阂的方法仍遥不可及，而新的摩擦业已产生。中国于2013 年11 月宣布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由于该防空识别区与日方的防空识别区有所重合并覆盖有争议的岛屿，此举加深了日本的不安，认为中国不仅有领土野心而且企图改变地区秩序。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 年12 月颇具挑衅地参拜了靖国神社，挑起了两国对日本是否已对二战侵略行为完全悔过的激烈争吵––这段历史在东北亚是仍未愈合的伤口。在双方怀疑深化、东海及其空域军事化的背景下，误判的机率也随之上升。双方的领导层都需要确立一个基调，即优先以外交手段平复这片凶险水域；而11 月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峰会将会提供这样一个机遇。

世界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因东海海域内五岛三礁的主权归属而展开对峙（中国称这些岛礁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为尖阁列岛）。2012 年9 月，日本政府为避免其中三个有争议岛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落入民族主义者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手，宣布从一位日本私人土地所有者手中“购买”这三个岛屿，这一举动使得该地区紧张局势骤然爆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应措施，包括在有争议海域建立与日本重叠的行政管理。中日执法机构和军队目前同在有争议海域和空域执行任务，彼此常常近在咫尺。这些参与机构与外交部不同，它们对控制冲突并无太大的兴趣，而且它们往往可以通过情报垄断来操控国内对冲突事件的认识。中日两国缺乏有效处理危机事件的相互信任和沟通联络机制，更欠缺对各自意图或操作程序的有效磋商。在小型冲突发生时，高涨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将会制约通过外交途径缓解局势的空间。

南海各国竞相争夺海底的油气资源，但储备总量并未得到证实。诚然这些资源的潜在经济效益可观，其政治意义才是导致矛盾的主因——资源的分配对主权归属及国际海洋法基本原则有着深远影响。由资源勘测引发的摩擦加深了地缘政治的断裂带。曾经仅限于口头警告和外交压力的竞争业已激化为频繁的海上冲撞。影响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两项诉求：拓展自身对南海的勘测同时阻止其他声索国进行类似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各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资源。但由于实际合作仍遥遥无期，一些中国的专家已呼吁采取单方面行动来向不合作的申索国施压。然而更好的方法应是投入更多精力建立行为机制以防止竞争激化为冲突，并通过充分理解各方的动机来促成最终合作。

中国目前对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野心持容忍态度，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利益要比单一的核武问题广泛和复杂得多。中国和西方政府虽然都以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为目标，但双方所采取的方法却常常背道而驰，反映出各自不同的关注重点。西方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延伸威慑等方式向朝鲜施压，希望以此迫使其放弃核武计划。许多西方决策者都认为，如果对朝鲜被迫付出的代价太高的话施以足够代价，就会迫使其放弃核武器，而中国在这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朝鲜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但中国并不愿意采取任何有可能动摇朝鲜政权和地缘政治微妙平衡的强制措施，而是选择继续进行外交接触和经济合作，希望藉以促使朝鲜领导人在不确定的某一未来时刻实现朝鲜无核化，而且对这一目标并无时限要求。

2010 年，朝鲜在黄海发起了两次重大挑衅，天安号沉没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导致多人丧生，韩国、美国、日本对此进行了谴责和有限的军事反击，但是北京却徘徊在呼吁各方冷静克制的边缘，迟迟不愿采取更多行动。中国不仅拒绝要求朝鲜承担责任，而且强烈谴责美国与盟国在东北亚进行的军事演习。由于北京拒绝谴责朝鲜，导致国际社会不能形成统一的政策反应。朝鲜有恃无恐，进一步寻求军事行动和核武发展，增加了东北亚军事化的危险，迫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这本身就侵蚀着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区域内各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未能承担更多的责任维护地区稳定，中国与它们的外交关系也受到了相当的损害。1 月19 日胡锦涛和奥巴马发表的共同声明化解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如果中国想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重新树立公正的调解国形象，前路仍然漫长。

朝鲜政府最新的一轮挑衅——火箭发射、退出六方会谈以及五月二十五日的核测试——让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加深了其对邻邦政策的怀疑。在朝鲜行动不断升级的同时，又有报道说金正日重病缠身，传位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核试验引发的紧张局势加之对金正日继承人的忧虑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朝关系的公开的、批判性的讨论。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辩论的一方主张对朝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战略派），另一方宣扬继续大力对中国的传统盟国提供政治和经济掩护（传统派）。北京最终选择了支持措词强硬的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以及对朝鲜制裁决议，不过制裁仅限于导弹和军事项目，从而避免破坏朝鲜经济稳定。尽管西方很多人认为这场辩论表明中国对朝政策正在转变，但是中国政府的战略考虑依旧如故。正如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但中朝边界的长度没变。”朝鲜发射卫星以及核试验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