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是东亚地缘政治的风暴中心。这片海域既拥有重要的油气和渔业资源，又是利害攸关的贸易走廊，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五国加上台湾，都对南海提出了相互冲突的领土和海事申索。近年来，冲突对峙在这里时有发生，周而复始。当前，南海冲突愈演愈烈，而紧张期之间的间歇则越来越短。由于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实力与日俱增，如何处理申索矛盾将为未来数年区域内各国关系定下基调。东亚是全球最成功的经济合作典范之一，但对紧张局势的把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严重损害这一巨大成就。尽管中国对所控制的一些岛礁的扩建备受争议，但目前南海争端的总体热度相对较低，为打破冲突的循环复发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机会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东亚地区各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需要在机会消失之前及时加以把握。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到加拿大，1950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58年加入美国籍。1961年成为肯尼迪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之一。1962年任国务院顾同和兰得公司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专注于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文章和著作，为美国当权者出谋献策。1989年出版《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本书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正如他自己在“前言”中所说，“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为“和平演变”作了“理论”论证： （一）从总体上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书中全面诽谤了马克思主义和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阐明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是这本书的主旨。他认为20世纪大多数时间是被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支配，然而，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100年，就已“开始衰落”、“信誉全无”，进入了“最后危机”。 （二）全面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书中抓住苏联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困难，集中攻击污蔑列宁和列宁主义。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全盘否定在列宁领导下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竭力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后果，并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列宁主义，说什么“斯大林造成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列宁”，“正是列宁创建了造就斯大林的这一制度”。这样他就达到了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党的领袖”，列宁的事业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验”。很显然，他以为只要推倒了列宁主义，也就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三）曲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称其为“商业共产主义”。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有的传统和更加现实的民族需要结合起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的成就，对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从资产阶级反共立场出发，把中国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称之为“商业共产主义”，它“要求进一步摒弃马列主义学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四）提出“机体排斥”理论。书中除了直接否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外，还用“机体排斥”论来解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胡说“马列主义是通过帝国势力强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外来学说，它的统治在文化上与被统治的民族格格不入”。他从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意义，来否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不好，与能不能结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淆。 （五）提出所谓“后共产主义”理论。书中写道，“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现象——后共产主义”。他认为20世纪是共产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时代，但这种挑战，正在随着共产主义影响的减弱而迅速“销声匿迹”，未来的“后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的消亡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共产党人的实践，都不再对那时的国家政策具有重大影响”。总之，《大失败》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增加了新内容，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根据，受到一切反共势力的重视。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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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最新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里将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类时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叙述的历史截止到法国大革命；本卷接着讲述第一卷遗留的故事，探讨这三大组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和互动。 在这第二卷中，福山继续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人格化的、负责的政治制度为核心，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描绘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结果。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通过比较东西方两个相似历史时段，即秦国统一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拿破仑征服欧洲失败前的时期，提出了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分别利用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检验了动态理论，集中关注了该理论对国家形成的意义，强调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不可分割，并从动态理论的角度对世界政治转型进行了思考。

《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是一本研究美国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的权威著作。它是美国政治学学者艾伦.D.赫茨克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该书在1988年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公认为当时关于美国宗教游说团体的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书之前，学界一直研究的是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忽视了宗教团体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虽也有一些论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书问世，但大都停留在宗教活动本身，而无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作者对宗教游说团体的活动作了细致的考察研究，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宗教游说团体的大体活动情况，而且还为读者揭示出宗教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作为关于美国宗教利益团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1）在讨论宗教利益团体时，作者使用了代表”或代表权”概念，来解释宗教游说者与其世俗同行之间的差异；作者认为与其他游说团体不同，宗教游说团体更多地是代表非精英”的社会阶层，这是由其利他主义的性质决定的。（2）作者指出，由于宗教团体还代表着神学传统及国际上的同宗派教徒，更具国际性，因此在影响美国对外关系政策方面也越来越活跃。（3）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宗教游说团体与国会环境之间有着互动关系，而且根据各宗教团体的特点性质以及议题的不同，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同。全书共七章，前六章可以说是作者研究宗教游说的六个切入点，第七章是全书的总结。另外，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的附录中，作者还就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而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也是《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的一大特色之一。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中，作者通过大量对国会议员助手及宗教游说团体的个别访谈、民意测验及文献资料，获取了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作者勾勒出了主流新教、和平主义新教、福音派、基要派、天主教和犹太教等宗教游说团体的游说策略和幕后活动。虽然《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在1988年就已经在美国出版，但是对于当代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教关系的研究仍是一部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而且正如译者所言，其中的一些观点经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总体来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仍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于美国宗教游说的权威性学术专著。

换言这，预防性防御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美国的政策，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我们希望中国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为自己找到一份路标图，也能了解到美国同行的路标图。

本书的主题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所谓伊斯兰的威胁”的问题。虽为伊斯兰的威胁，不是指来自来自伊斯兰教信仰的威胁，而是指来自伊斯兰教的一种形态和潮流，即所谓政治的伊斯兰”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