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对一门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新科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全书共分为科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及所能起的作用两个部分。作者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状况、科学教育以及科学研究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外部条件、科学内部和发展规律，对科学的体系、结构、规划、管理和科学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

杨照从千头万绪的故事和现实中提取出一百个关键概念，如协商、和解、法律、制度、身份、记忆、媒体……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来面貌有着提纲挈领的引导作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开放时代，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利益和经验，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努力的方向，或者没有任何准备，将无法适应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未来，而书中的这些故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努力或避免的方向。

本书从社会学角度立论，通过大量日常现象的分析，论述了人们社会行动后果评估中的代价问题。立意新颖，主题鲜明，问题意识明确。书中理论铨释和经验分析结合得紧密，许多见解发人深省，一反时下社会学著述中只有现象描述不见观点的流弊。评估社会行动的代价，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价值进行综合思考，权衡得失利弊，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其中客观因素可谓纷繁复杂，主观因素也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因而对某些方案的看法也会见仁见智。作者敢于面对现实生活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从社会多维视角直抒胸臆，这种学风值得提倡。

《女权辩护 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由两部为女权辩护的著作组成的，其中一部是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妇女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而闻名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著的《女权辩护》；另一部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述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著作虽然出版的年代不同，前者为1792年，后者为1869年，相隔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们论述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即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当时英国妇女所处的无权地位大声疾呼，批评和抨击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求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而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也警醒着我们，即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书中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书的第二部分“过去社会”中，讲述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失败故事。其中，有对“复活节岛”和“马雅文明”这样经典案例的创新分析，也有对维京人殖民浪潮中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精彩叙述：在冰岛的维京社会克服恶劣环境，成为当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则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当地土著人的竞争和挑战面前，溃不成军。同样，这一部分也讲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日本社会早在幕府时代就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和举措，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部分“现代社会”中，分析了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并跳脱了宗族仇恨和宗教歧视的框框，将其放入一个小型社会发生全面崩溃的视角下，加以全新解读。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上的两个民族：多米尼加和海地，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的揭示，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思考提供启示。而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巨人，书中各有一章专门论述，其中所含的许多信息和观点，将会刷新人们的原有认识。 在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述了跨国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的经验，对中国的政府和商业决策人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路透达拉斯9月14日电（记者 Ed Stoddard）---美国作家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新书中追溯了上帝的历史，并指出这可能揭开神学的面纱，但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一定会认同他的观点。 在他的新书《上帝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God）中，探讨的话题从我们祖先的精神信仰，到亚伯拉罕诸教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历程。 书中从两个方面讲述信仰的历史，一是物质层面，即“经教的解释如何受限于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则将信仰发展的历史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作比较，得出的说法是，我们的历史是道德进化的一种体现，这意味着“神圣”也可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赖特接受了路透的采访，他的观点想必会引来很多争议。 问：你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似乎是你的书中的主题——是，如果历史能自然而然地推动我们提高道德水平，也许这就是神圣意图的一种迹象。你能为我们的读者具体阐释一下吗？ 答：自狩猎时期以来，社会组织的规模如今已经扩大至全球化这样一个阶段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将“邻居”的道德定义扩大再扩大，直至包括不同的种族、国家。 所以在美国，如今我们把所有美国人当成邻居，我认为这种如此有包容性的观点是道德进步的一个表现，如果和两千年或两千五百年之前相比，当时一个希腊城邦会把另一个城邦的人视作低等人类。而如今我们扩大了自己的道德界限，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导致社会混乱。 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时期……我们又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道德想象力。我认为，历史发展一直挑战我们的道德观至少说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背後有一个更宏大的目的在推动，这个目的则通过自然运作表现出来。” 问：您不信仰亚伯拉罕诸教，虽然您幼时在德州的艾尔帕索曾作为南方浸信会的成员参加过基督教的活动。您也不参加新无神论运动。那麽您怎麽定位您自己呢？ 答：我认为我自己是看到神迹的人，这神迹背後有更宏大目的，所以我不是无神论者。我认为这些目的当中是有道德维度的，这意味着不论多抽象，都有神圣的一面。（完）

大前研一的最新著作。 时代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相应提高日本人的智商，反而使得他们的智商在逐渐衰退，你看：在日本，时下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半径三米以内的事情；虽然人们在网上跟人无话不谈，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懂与人面对面敞开心心扉；没有成功欲望、学习能力低下但丝毫不以为然；看到电视中的广告就会马上冲动购买；总有毫不脸红的读错字的官员出现；遇到困难，懒于思考就立即放弃；人云亦云，做什么事总愿意随大流…… 在更加发达的今天，日本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集体智商衰退的现象？日本人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按照大前研一的说法，就是现在日本已经进入到了“低智商社会”。本书从日本的政治、经济、网络社会、教育等各个范畴去分析，点出了各种现实存在的低智商现象，给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的日本人最后的当头棒喝，也给其他国家的人们一个强烈的警示，从而使我们反思面对的问题，并按大前所提供的诸多建议，梳理思路，开阔视野，思考未来，利用“三种神器”——英语、金融、IT——走出“低智商”的怪圈。

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在本书中，费博士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我知道，他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