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本书推翻了诸多历史定论，重新评价了诸多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本书同时又揭示出别一种人文承传和文化景观，重新审察与评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徐志摩、邵洵美、施蛰存、钱钟书等人文形象，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在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

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这样的叙述： 　　“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嫁到蒋家当“施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上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违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丝厂，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个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卢作孚(套装全3册)》包括《卢作孚·上篇》、《卢作孚·中篇》、《卢作孚·下篇》。上篇描述卢作孚从懵懂幼年到接受启蒙的新青年。他闹过革命，上过刑场，入过死牢。辛亥革命后，他选择了从革命救国转向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辛之路。中篇描述卢作孚从一个清贫书生投身商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以一条小轮船为起点，与中外轮船公司进行激烈商战，在危机和杀机中寻找商机，成为一统川江的中国船王。下篇描述卢作孚在日军的连日轰炸中完成惊世壮举——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工商业。他凭魄力5分钟定下企业生死大事，与国民政府巧妙周旋，夺回船队，最终将公司交给新中国后却猝然离世。

高华（1954—2011），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本书共20万字，收集了高华专业论文之外的其他文章，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展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在治学、著述之余，散逸而不可多求的洞见、智慧，及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与情怀。

本书向我们阐述了情况怎样越变越好，并说明了原因。繁荣来自人人为人人效力。始于十多万年前的交换和专业分工习惯，创造出了以加速趋势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集体大脑。这本大胆的书涵盖了人类的整个历史，从石器时代说到互联网，从明王朝的积重难返讲到蒸汽机的发明，从新近的人口爆炸讲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天灾人祸固然必不可免，但多亏了人类发明创造的无穷能力，21世纪必将实现巨大的经济繁荣，同时在大自然生物多样性方面创下新高。本书观点独到、新颖，具有启发意义，能帮助你思考怎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 对北美在 英国治理下的生活的优劣，可以用几个量化指标来做一个简单的审视。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税负。以不列颠本土人民在1765年人均税负为100，弗吉尼亚、康涅狄格、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诸州的税负只在2到4之间（0.1到0.22美元之间）。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身高。英法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27米，比同期的英国新兵的身高平均要高上7到8厘米。也就是说，几乎在200年前，殖民地人民的身高就达到了现代水平。根据常识，身高反映营养水平，间接反映生活水平。第三个指标是收入水平，1760年代北美人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920美元）。第四个指标是经济学家所估算出的英国贸易法规给北美施加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平均每个人损失0.26美元。 无论如何，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正相反，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 那么，为什么北美还会独立出去，就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本书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变两个旧观念：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2，应该从英帝国的整体环境来考虑美国革命问题。 首先，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再追根溯源一点，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争斗、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都在摧毁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其次，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反过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英美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思考了若干种方案，比如让北美向不列颠议会派出代表，或不列颠与北美组成共主体制，或成立帝国总议会，又或建立一个倾斜式双头帝国，但是这些方案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无法实行。 由于宪法结构上的缺陷，导致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 最后，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 总之，本书的观点可总结为： 1.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内战的结果是北美独立。 2.美国革命也是第二次英国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与英国革命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3.18世纪英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制造着一场总危机，北美人士的抗争是英国抗争运动的一部分。 4.大英帝国的政治结构存在根本缺陷，这种结构上的缺陷转化成实际的政治对抗。 5.英国统治者无意镇压，北美抗争者无意决裂，但存在循环刺激，恶性升级。 6.在革命/改良的关键时刻，英式保守主义并不胜任。 最后，本书也提出，对美国独立这个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的国家分裂理论的限制（现实冲突视角、情感-心理视角、资源动员视角、政治过程视角等），从变迁、结构、话语、互动等更动态、更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分裂问题。

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最初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版于1641年。在正式出版之前，笛卡尔曾托人把六个沉思的校样交给一些当时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阅读，请他们提意见，以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以期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出版许可。笛卡尔先后共收到六组《反驳》，他都针对这些《反驳》做了《答辩》。这样，《沉思集》的拉丁文第一版就包括六个《沉思》、六组《反驳》和六个《答辩》。（第七组《反驳》是后来收到的，和《答辩》一起以及笛卡尔给狄奈〔Dinet〕神父的一封信收在拉丁文第二版里。）笛卡尔的《答辩》是六个《沉思》的重要注解和补充，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非常宝贵的阐明，其中不少内容是六个《沉思》里没有谈到或一提而过的。这些《答辩》和六个《沉思》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至于各组《反驳》的作者们，有些是著名的哲学家，例如霍布斯、阿尔诺和伽森狄，他们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而且从他们的《反驳》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哲学态度，特别是第五组《反驳》（共约七万字）本身就是唯物主义者伽森狄给后人留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 本书中文版就是根据亚当和塔纳里按法文第一版编辑重印的1956年版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也对照了西蒙（Jules Simon）编辑的《笛卡尔著作》（Oeuvresde Descartes，Paris，Charpentier，1865）中的《沉思集》，这部分是根据1661年第二版重印的，特别是在六个《沉思》部分里，文字和第一版比较有很大的出入，除只牵涉到修辞的问题而外，在意义不同的地方，我都做了注解。在《反驳》和《答辩》部分，遇有文字晦涩难懂的地方，我也参考了哈耳登（E．S．Haldane）和罗斯（G．R．T．Ross）直接从拉丁文版翻译过来的英译本《笛卡尔哲学著作》（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Descar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2）。

《忏悔录》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其晚年写成的，从1766年，他已54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770年，前后4年方告完成。 《忏悔录》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 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由于儿时的不幸，一种正义感便在让-雅克·卢梭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种感情伴随了他整个的一生，并构成了他信念的基础。 《忏悔录》成为法国教育系统让青年人研读最多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