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位:张居正从少年到国相》是第一本描写成名之前张居正的历史小说，讲述了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开始，经过艰难的选择、漫长的奋斗，最终踏进权力中心、站上历史舞台的仕途进取历程。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一点一滴地追本溯源，再现了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以及贝尔格莱德这些决策中心地所发生的事情。但他匠心独运，只是将发生在“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结盟状况及一系列危机作为背景，重点放在了因为冒险而犯下错误、导致“一战”爆发的那些人身上。克拉克聚焦“一战”爆发前的10年里的欧洲外交界的每一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德皇、沙皇、奥匈帝国皇帝等，鞭辟入里地分析他们的人物性格、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对外部地缘政治的认知及其动机。

白宫“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指定心理读物。本书系白宫“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重要成员、国际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米歇尔重磅作品。揭秘心理落差的危害与应对技巧，告诉我们，面对失望的打击，该如何及时化解内心的愤怒、悲伤、压抑和焦虑，停止情绪自虐，预防感染抑郁症，重拾对别人、对自己、对 生活的热情。

《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是洛克写的论宗教宽容的四封书信中的第一封信，写给他的好友菲力·范·林堡格。洛克在这封信中批判了君权神授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提出了宗教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神论。

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是对英国当代哲学家摩尔（G.E. Moore, 1873-1958）在其著名的论文《外在世界的证明》（1939年）中驳斥怀疑论所用方法的批判。摩尔在这篇文章中为了反对怀疑论而提出自己关于外界事物存在的“证明”。他通过举起自己的双手说“这里有一只手”和“这里还有另一只手”，从而得出心灵之外有事物存在的结论：摩尔知道某些哲学家不会对这种证明方法感到满意。他们要求对“这里有一只手”和“这里还有另一只手”这些前提给出逻辑上的证明。摩尔承认自己不能给出这种证明，但仍坚持说他确实能够知道这些命题为真。他认为有些真理是人们确实知道但却不能证明的。他也曾在较早的一篇论文《维护常识》（1925年）中列举一些命题，说他确实“知道它们为真”，比如说“我有身体”，“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以及“地球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等等。

本书为约翰·罗的代表著，在本书第一章，约翰·罗首先论述了价值问题。他说：“商品因为被使用而具有价值”。这就是说，决定价值的不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人们在消费物品时所感受的满足。这种价值论显然是一种庸俗的效用论。 约翰·罗又以水和钻石为例，断言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相对于需求的商品数量的多寡”。水供过于求，钻石供不应求，因而前者价值小而后者价值大。在这里，他又认为供求决定价值。这种价值论显然是一种庸俗的供求论。 约翰·罗的价值论是效用论和供求论的混合物。它对后来的主观价值论，包括奥地利学派的效用价值理论，起了一定的先驱作用。

《论出版自由》作者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论出版自由》是弥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辞。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弥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说辞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本书是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全书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柯林武德(1889—1943)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本书是他关于西方历史哲学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五编。一、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二、基督教的影响。三、科学历史学的滥觞。四、科学历史学。五、后论。本书为开创和发展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